阿鲁姆：小查维兹还需要真正的教练指导
同时，行为要践行，真正把法治作为工作、生活的准则、指南，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如果和以往的《基本法》理论相比较，这表明中央试图在《基本法》理论上有所突破。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对香港行驶全面管治权，恰恰是为了帮助香港客服面临的困难，巩固和提升香港的经济发展，用中央的话说就是：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可见，无论如何概括中央对香港的管治权，中央事实上很少在香港直接行使权力。不过，白皮书中用了六分之一的篇幅来记录中央支援特区政府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努力，包括支持香港应对各种风险，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竞争力，支持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交流和确保中央对香港基本生活物资的安全供应等。这种补偿是为了争取香港的人心回归。比如香港不断出现的公投自觉议题，一泡童子尿折射出的香港社会极端心态，香港政治社会的激进化实际上不断打击中央治港中的鸽派思路，而导致鹰派思路不断上升。白皮书特意对这部分内容加以强化，明确指出中国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构成了香港的宪制基础。
然而，在中央管治香港权力主张与中央实际上实行权力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中央对香港的态度实际上基于传统儒家的仁爱传统。X村老年公寓是村委会在摸排村民意愿后，赶在拆旧建新之前修好的，化解了旧改阻力。
的确，除一处集装箱房外，村内没有任何搭建痕迹。当大家庭的成员之间难以形成有序的角色关系或生活习惯难以协调时，老人会选择分家。那么，农村老人在不同养老机构中是如何生活的呢？三、分而不离：应运而生的老年公寓我们在S县访谈的三家老年公寓分别坐落于Q镇Z村、X村和T镇A村。回到门厅，两位老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但我们一个字都听不懂。
毋庸置疑，这跟疫情的解除有着莫大的关系，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老人将作为农民的生活习惯带入其中，而工作人员不可能彻底干预这一因素。新房分配以核心家庭数量为依据。
一些住在自家房子的老人也对老年公寓交口称赞，缘由不外乎老年人同年轻人住在一起不自由。S县不同年龄段的农民都说，除非没有后人照顾，否则不进敬老院。四是中心安排的日常活动同他们的需求不大匹配。田野调查由四位作者共同完成，其中G村的调查由肖瑛单独开展，K村和S县的调查以郭琦、王东晖、符佳佳为主，肖瑛为辅。
他们对于来访者更是热情，主动介绍H中心的情况，邀请我们拍照记录，主动招呼我们一同吃饭。⑨狄金华、郑丹丹：《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载《社会》2016年第1期。这一观念的普遍性在很多经验研究和理论反思中得到了反复验证，26但主要聚焦于家庭成员关系及其扩展上。二、S县老人何以愿意入住养老机构？S县不同类型养老机构中的农村老人的情况各有不同：村办老年公寓中多为本村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敬老院中大多数是本县或本镇的五保老人和子女无暇照顾的高龄或失智老人。
我现在还能走动，但是有糖尿病，住在家里没有饭吃，没有人照顾。大儿子身体有恙，2021年在上海做手术花了40多万元，现在还在调养期，每个月要到医院复查。
【关键词】 农村老人,家,养老机构,本体安全,生存焦虑2023年8月初，我们进入A省G村开展社会调查。即使对于五保老人这样无后、无房、无产，不得不以敬老院为终老之地的群体而言，敬老院还是同家有着很大的差距，他们会怀念旧生活。
父母为成家子女让路，虽然在伦理上有子女不孝的嫌疑，但拉开了家庭代际间的距离，老人不至于因新媳妇的到来和小家庭的成长而被迫改变生活和生产习惯，减少了家庭矛盾，使大家庭分而不裂22，故而包含老人的主动性。老房子修一修，要是把它（老房子）推掉了，就自己弄个小的房子。27长护险制度即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制定的一项以长期失能人员为对象的社会保险制度。本文的田野陈述，则让农村老人的家呈现更为丰富的内涵。在这种背景下，敬老院和老年公寓为分家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X村赵奶奶（64岁）戏称，她在公寓叫一声，儿子就能在他家里答应。
⑥一些研究聚焦代际关系及其转型同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联，⑦区分不同条件下与子女同住对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⑧指出家庭养老的变化不是伦理危机而是伦理转向的结果⑨。在K村，一些老人说起自己四代同住时，脸上洋溢着幸福和自豪。
⑩左冬梅等：《中国农村老年人养老院居住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载《人口学刊》2011年第1期。胡院长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能够切身体受农村老人的边缘化处境，更懂得他们的真实需求。
其四，H中心既是残疾人之家，又是五保老人之家和私立养老院，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打破了一般敬老院暮气沉沉的氛围。总之，只要有一个可以栖身并自主支配的居住和活动空间，农村老人普遍会积极地离家出走，因为自己住得好。
这类因为不能分家而使得代际差异放大、矛盾激化以致婆媳失和的现象在农村并不鲜见。本节主要探讨尚有自理能力的老人和五保老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制度原因。失去它们，是他们用不自由或没办法表达的生存焦虑的症结。谈及同子女的关系，胡奶奶的老伴说：孩子很忙，自己要赚钱，还要顾到老年人，不太妥当了，我们身体如果没问题的话，不需要他们来，不需要他们照顾。
但是，如前所述，室友之间往往因生活习惯不同而成为对头，护工与老人之间难以超越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且，老人的隐私也在紧凑的空间安排中消失殆尽，一切都是机构预先设定好的，都是公共的，老人的一切，包括身体，都时刻展现在室友、护工、管理人员面前。
老年公寓在一些农村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兄弟分家给老人造成的流离失所感，老人虽然没能拥有对某间房屋的法定所有权，但事实上的使用权能保证他们安心。自由指有自己的家，是一种在家感。
老人虽然主动同儿子分家，在居住空间上拉开了一定距离，但依然关照子女甚至孙辈。两家敬老院分别住着数十名长者。
另外，在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基础上，H中心会根据老人家庭的经济状况对收费做微调，有的老人的子女做生意，比较富裕，收费就高一点，有的老人的子女只能从土地中讨生活，收费则稍低一点。一般说来，观念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耳濡目染形成的，体现为各种习惯和惯例，扎根于其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自然和人际环境，彰显着人们对自身和周边环境的自主性。工作人员将初入老人的不适应理解为持续一周左右的闹：有的老人会有不适应、闹，一般前七天都是情绪最波动的时候，像孩子刚上幼儿园一样开始哭，七天以后就能稳定下来，就能习惯，一个礼拜差不多，（不管怎样）也要把他们服务好，让他们喜欢住在这里。胡奶奶也反映，老人都是同村的，相互熟识，有空就在一起聊天、打牌，并笃定地说：100个人有99个都喜欢住在这里。
一栋小洋楼没法容纳两个核心家庭，分家难以可能，不分家更是一个难题：首先，新农村已蜕变为农田之上的现代城镇，集成灶、抽水马桶一应俱全，柴火、农具、家禽和家畜，都被当作剩余物处理了。上述建议，其实同梁漱溟倡导的互以对方为重的新伦理社会28异曲同工，应该成为社会建设的希望。
16渠敬东：《探寻中国人的社会生命——以〈金翼〉的社会学研究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八月正是血蛤上市的季节，公寓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早晨四点钟起床，搭车去外县海塘打工。
沈燕：《悬置的死亡——基于上海市D敬老院田野调查的思考与启示》，载《日常と文化》（东京）2022年第3期。往深处看，他们一辈子靠劳动过活，劳动能够让他们体受生命的活力和意义，与此同时，他们在劳动中与身边的土地、环境建立了深厚的情感关联。